为什么《未许之地》是另一个螺旋桨天堂？(Easy Version)

笔者在读《未许之地》的时候一直感觉这个剧情好像有哪里说不上来的不对劲，所以尝试了一下分析，想把那些不对劲的地方系统整理出来。

我们通常说，评判一个人“不要看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做什么”。这个道理在对文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也是成立的，我们不只要看文本的“应然”（也就是角色的话语，它表面上宣扬或是反对的东西），也要看文本的“实然”（剧本如何走向，情节如何推动，角色在每个时刻做了什么，叙述时被隐去的那些东西）

如果文本的应然与实然是相悖的，那我们就说这个文本构成了一种“结构性反讽（structural irony）”。

举个经典例子，这种具有结构性反讽色彩的典型例子就是《丑小鸭》。这个童话表面上宣扬的是“不要以貌取人”，“出身不决定命运”，“内在的价值”，但是在文本的走向中，丑小鸭之所以最后能够逆袭，跟丑小鸭做了什么没有关系，唯一的原因就是：他本身就是天鹅，最终锚定他价值的仍然是外界的评判。这个文章的应然与实然是完全相反的，因此文本口头上赞美“努力与抗争”，但叙事逻辑实际上在维护“血统与宿命”。

有了这个概念，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《未许之地》里有很多地方的处理问题了。

表面的姿态¶

首先，我们必须先厘清《未许之地》试图构建的“应然”世界是什么。

应然¶

让我们来首先分析它的所要宣扬的是什么内容。

在剧情里，“新人本主义”的色彩是非常浓的。这里所谓的“新人本注意”不同于古典人本主义对“人类中心”的盲目崇拜，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纯粹感性，而是在高度发达的技术与冷酷的体制理性面前，重新确立“具体的人”的不可化约性。

首先是反工具理性的一面：无论是梅希亚的反水，还是费尔南在七号浮空平台上的宣讲，所阐述的都是这样的主题，也就是“人不是燃料，个体的愿望、尊严和生命体验，拥有高于宏大叙事的本体论地位。任何试图将人降格为耗材的崇高目标，在伦理上都是非法的。”

其次是一套后人类主义道理：技术的任务是“为人托底”，而不是吞噬主体性。拂哀菈与树的融合是一种类似“技术吞噬生命”的象征，但是娜斯提又将其变为了一个承接众魂与记忆残余的“服务器”，它不夺走个体的最后选择权，而是帮他们保存那一点愿意被记住的东西。人与技术之间并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，关键在于技术如何被编程、又被赋予怎样的伦理文法。总体而言依然是反技术拜物教和科学中心主义的。

未许之地¶

所谓的“未许之地”，在文本中至少有四重含义。这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概念，也是内容后现代性的最大体现。

身份的流动与去中心化：费尔南不是讲解员，但她做的就是讲解员的工作。高登一开始是走私犯和替罪羊，但他又是制度的反叛者。没有谁的身份能用一个单一的标签定义。定义的“身份”并非神圣，也非永恒。你是谁，具体取决于你做什么。
对单一叙事的拒绝：“天空热的进步神话”、“国家安全的反恐叙事”、“女妖的族群宿命”、“个体的欲望与命运”这几条先是相互穿插的。没有哪一条被作者赋予一个终极的解释，作者总是拒绝盖棺定论的正确答案，这就是在叙事上被作者留出的一篇空白的未许之地，把一切的解释权、想象权交给读者。这同样也是在说世界的解释权不应只掌握在某个唯一的大叙事手中，而应当允许多条互不相容的故事共存，让读者也保留质疑的空间。
栖脚树的意义：对女妖而言，它既不是旧秩序下的战场、荒原，也不是失败的河谷，而是一个尚未完成、尚在生长的公共服务器。怎么用它，取决于此后无数个个体选择留下怎样的“最后一段回忆”。这棵树不被任何既有意识形态完全占领，也没有被写成答案本身，而是一个开放接口：它象征的不是“问题已经解决”，而是一个可以写下问题解法的空白纸张。
物理空间的悬置：河谷、生态园地下隐藏空间、驶离特区的螺旋桨天堂、最终悬在特区上空的树。它们都一度游离于已有的领土框架之外，成为不能被任何一方完全纳入的现实空白。这种“地理上的未许之地”本身就是对主权的抵抗：不是所有空间都注定要被划入某个版图或用途。

总之这样的对应关系很多，有很多人解读过了。

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一步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《未许之地》是一部充满人本主义色彩的作品，至少“想说”的方向并不坏。

但问题在于：它是通过何种叙事手段来实现这些理念的？

实然¶

抽象的“具体的人”¶

费尔南¶

文章涉及到了两套互不通约的神话系统，一个是前现代的女妖，第二个是现代的园区。而勾连这两套系统的正是费尔南。

娜斯提本应也承担这个责任，但是她在两个系统中是两幅不通的面相，而这两幅面相几乎是无关的。

费尔南的问题就在于，她作为普通人视角的核心，本身承担着“关注具体的人”这一主旨的伦理重担，但是最终编剧写出来的形象则与意图达成的这个核心目的完全相反。

然而她的角色塑造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单面性。她拔走了骨笔，引发了整片生态园的枯萎，但是没有哪怕一个直面枯死植物，知道自己“做错了”的镜头。她的勇气和善意被极端的放大，为了救人在各个叙事单元之间来回穿越。

她的叙事功能有三：

触发事故的机关（偷骨笔）
缝合剧情的线头（越狱 -> 掉进收藏室 -> 带高登一起逃 -> 发现莱茵的秘密 -> 再次被捕）
说出作者的话的扩音喇叭

然而支撑这一切的动机是极端薄弱的，并且她的“缝合剧情”效果其实也是相当同质化的，包括偷骨笔，全都是她通过空间转移勾连起来的，

在这里要引入两个概念，摹仿和叙述。前者是指通过具体的行动、场景、对话，让读者“身临其境”地看到事情发生，而后者是叙述者直接下场（或是借角色之口“说”出），告诉你发生了什么，意义是什么。

作者用于支撑她动机的一切都是通过叙述得出来的，不像高登，他反叛的动机有一部分是摹仿出来的，也就是开头那段他和投资者谈话时被长官刁难。费尔南缺少足够多“证明她就是这样一个人”的事件积累，她大量的性格和立场，是通过她自己的张口自述和行为说明书“强加”给读者的。

因此，费尔南是一个典型的扁平人物。扁平人物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，但是她承担的职能是“具体的人”的代表，而且她的“属性”扁平的方向（“打破常规”）又不具有现代中显著的特征使人难以代入，这就有了严重的问题。

从理念上，文本想要倡导一种反抽象、反工具化、关心具体生命的伦理姿态。但在写作实践里，这个承担伦理的“普通人视角”却被处理成一个功能性很强的载体。她的“善意”“关怀”是被说出的立场，而不是在复杂情境中挣扎出来的过程。她缺乏矛盾、自我怀疑、局限性，也缺乏细部的生活肌理。

这样的矛盾就导致了文本其实是在用一个抽象的“普通人”形象，来传达一套已经预设好的伦理答案，所谓“关注具体的人”，在实践中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，而不是对具体他者的真正让位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“以抽象的普遍人性名义，重新抽象化具体的人”的悖论。

雅斯彭（？）¶

如果说费尔南是被豁免的闯入者，那么雅斯彭就是被强制乐观的受害者。

在最后一段剧情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对话

雅斯彭：我不是个情绪化的人。上一次这么激动，还是在刚借到那笔以天空为名的高利贷的时候。雅斯彭：放贷人在我们镇的酒馆门口展示他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浮空设备，围观的人把酒馆的栏杆都挤塌了。雅斯彭：最后决定谁是那个能拿到贷款的“幸运儿”的，不是学历，不是经济条件，而是谁能把一架小型无人机飞得最高、最远。费尔南：结果你成了那个被骗进去的倒霉蛋嘛，你告诉过我。雅斯彭：那天晚上，我像个傻子似的向妻子炫耀着我用来操控摇杆的那根手指——就是它为我们赢得了踏入未来的机会...... 费尔南：直到几天之后你才知道那个遥控器根本没装电池？雅斯彭：是啊，头脑发热的时候，我就不该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
以及这样的一段

雅斯彭：我觉得自己像颗掉进洗衣机里的洋葱，在一股又一股狂热的浪潮当中掉了一层又一层的皮。费尔南：你是想从洗衣机里逃出来，还是不想再当无能为力的洋葱？

……

费尔南：我们总想从“不可能”的大门内看到一种全新的可能，总想逃出望不到头的常规，去不一样的地方、过不一样的生活。费尔南：你、我，“螺旋桨天堂”成百上千的体验员，甚至莱茵那个叫斯凯的助理研究员......大家都一样。雅斯彭：洋葱没办法逃出洗衣机...... 费尔南：但我们可以记住，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才跳进去。

雅斯彭的悲剧是典型的制度性悲剧。他被“天空热”的宣传诱导，陷入高利贷的陷阱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“幸运瘤兽”实现阶级跃迁。

在这里，高利贷本身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设计好的骗局。不存在电池的遥控器说明他只是被选中的“可剥削对象”。他的苦难有没有他自己的问题？有，但更多的问题在于，这是一场结构性的骗局。但他说了什么？

“头脑发热的时候，我就不该相信自己的判断。”

只此一句就把他从一个“被时代压迫，欺骗的受害人”变成了“被自己情绪带偏的傻子”。叙述者没有帮弱者说话，而是教你向内找原因。被骗了是因为你“头脑发热”，但真正该被问责的放贷人、监管失位他一句没有提。

再看第二段，在开头，雅斯彭的比喻里面实际上就隐含着一个对结构的批评。

“我觉得自己像颗掉进洗衣机里的洋葱，在一股又一股狂热的浪潮当中掉了一层又一层的皮。”

这里的“洗衣机”是时代浪潮、是外力、是整个国家（或是资本）系统。每一层被洗掉的皮都是普通人的积蓄、尊严。

但是文本就立即就将笔锋转向了“个人的选择”和“自由意志”。他说

“洋葱没办法逃出洗衣机”

却不说

“为什么洋葱会跳进洗衣机里，是谁把洗衣机的按钮打开的？”

在这里，费尔南说的比较重要的是两句话：

“你是想从洗衣机里逃出来，还是不想再当无能为力的洋葱？”

“但我们可以记住，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才跳进去。”

先分析第一句，雅斯彭的痛苦源于“洗衣机”（剥削性的高利贷、虚假的宣传、国防部的阴谋）。这是一个物质性的、结构性的现实。但费尔南德这句话她不讨论如何关掉洗衣机、或者谁制造了洗衣机，而是讨论洋葱的心态，从而遮蔽了暴力的源头其实是“洗衣机”。

笔者第一次阅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困惑：对一个“洋葱”来说，“逃出来”和“不再无能为力”难道不是同一个意思吗？

但是继续看下去

雅斯彭：洋葱没办法逃出洗衣机...... 费尔南：但我们可以记住，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才跳进去。

这里就是说，对雅斯彭来说，选择 1 是不存在的，他只能选择 2，而这个 2，具体来说就是“记住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跳进去”。他不能改变自己的客观，所以要改变他的主观，记住自己是为了“对未来的梦想”才跳进去的。

但是：这是谁的梦？是雅斯彭的梦吗？不，是雅斯彭被资本和权威异化的梦。雅斯彭最开始的梦想不是天空，也不是成为某个开拓者。他只是想要阶级跃迁，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他要钱。所谓的天空热对他来说首先是象征“（自己的）美好未来”的一个机会，他和斯凯不同。他就算到了螺旋桨天堂，也只是把自己的杂货铺换成了人转酒不转的酒吧。对斯凯来说，天空是进步、科学真理，是克丽斯腾的遗产。对费尔南来说，天空是未知的风景；但对雅斯彭来说，天空只是一张被炒作起来的彩票。他并不爱天空，他爱的是“天空热”向他许诺的那个“第二次开拓”的，在哥伦比亚人眼中等价于“机会与发财”的未来。无论是深海热、战争热、艺术热，对他来说都是本质相同的。

费尔南：我们总想从“不可能”的大门内看到一种全新的可能，总想逃出望不到头的常规，去不一样的地方、过不一样的生活。费尔南：你、我，“螺旋桨天堂”成百上千的体验员，甚至莱茵那个叫斯凯的助理研究员......大家都一样。

“大家都一样”？不一样。费尔南的这段叙述，不过是将雅斯彭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朴素愿望，粉饰成了一种浪漫式的探索欲。因此真正将他坑害的那些结构性的要素就消失不见了。它把一个被迫卷入、被系统骗进去的故事，讲成了一个反思“自己当初为什么想追梦”的心灵鸡汤。

不过没关系，这段并不会对费尔南和雅斯彭的角色形象造成什么损伤，因为这本质上只是作者在代他们的口发言而已。

在故事的内部逻辑里，费尔南作为一个导游，她凭什么能断定那个莱茵的精英研究员斯凯，和眼前这个欠债的杂货商雅斯彭是“一样”的？

斯凯追求的是科学真理和克丽斯腾的背影，那是形而上的。雅斯彭追求的是阶级跃迁和还清债务，那是形而下的。这两者在光谱上相距甚远。

费尔南之所以能说出“大家都一样”，是因为她开启了上帝视角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作者急需一个“共同性质”统摄纷乱的剧情线。

“想从不可能的大门内看到全新的可能。”

除了作者的这一句，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，总领全文的概述性话语，这种统一简直只有形式上的意义，而非内容上的。

在这里，我做出一个有些暴论的断言：

作者的情感投射对象实际上是费尔南和娜斯提，而不是雅斯彭（承受代价的人）。对于费尔南来说，坠落是一场比骸骨荒原日落还壮观的风景；但对于真正背债的人来说，心血的毁灭代表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死刑。作者用费尔南的视角覆盖了雅斯彭的视角。作者在潜意识里认为：只要能在精神上“超越”庸常，物质上的毁灭是可以被接受的。

这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自恋：他们即使在描写底层时，看到的也是投射在底层身上的自己的影子（关于自由、通过远方、反抗庸俗）。他们看不见真正的贫穷——因为真正的贫穷是乏味、丑陋且毫无诗意的。所以，他才能代替雅斯彭说出这一段话，散文诗式的，充满哲理的话，一个刚刚被彻底宣告破产，尽管如何努力也没能反抗国家阴谋的小老板说不出来的话。他不是雅斯彭，它是“雅斯彭（？）”。

由此，《未许之地》构成了对他所宣扬内容的第一重结构性反讽，打着“人不是燃料，个体的愿望、尊严和生命体验，拥有高于宏大叙事的本体论地位。”，然后把最重要的“小人物线”的两个人变成了自己输出观点用的肉喇叭。